滨城区大生堂门诊 姚明是时代背锅侠吗
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滨城区大生堂门诊,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。
对于媒体的问询,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“姚主席在单位呢”,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:“别听那些,谣言!”
但也有消息源披露,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,而临时接替他的,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。
众说纷纭,至于事态如何发展,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。
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,至今已有7年,他上任之初,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,而当时的大环境,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。
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,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。
同在2017年初,李金生接替信兰成,成为篮管中心主任,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,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。
李金生是科班出身,北京体育学院毕业,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,当过中国男篮领队、竞赛部主任等,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。
前男篮主帅、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:“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,他跟队时间最长,对训练、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,很内行,我对他很有信心。”
姚明出任篮协主席,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。那个时候,姚李组合的出现,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。在当时,“去行政化”是整体改革方向。
过去,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(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)和项目协会(例如足协、篮协),通常是“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”,管办不分、政事不分。
而在2017年前后,改革的大方向是:管办分离,改变行政体育思路,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,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
举个例子,同在2017年,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(于前一年撤编),足协与总局在“形式上”脱钩,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。
当然,至于后来“脱钩不脱离”的名言,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在姚李上任之初,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,很多人认为,李金生的使命,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,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,让篮协去行政化,真正迈向职业化。
而要走好这一步,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,比如姚明。
在姚主席上任时,李金生说:“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,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,他干事很钻研,当篮协主席很合适,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。”
在任上,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。
比如“双国家队模式”的尝试,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;
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、工资帽制度、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,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,避免少数球队垄断,促进联赛整体繁荣;
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,推广小篮球项目,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;
当然,有时候,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。
例如体教结合、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。可惜,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,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。
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,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,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,难免碰壁。
有这样一句话,在时代大势面前,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。
其实在姚明上任前,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。
2014年仁川亚运会,中国男篮排名第5,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;2017年男篮亚洲杯,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,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。
姚明任期内,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(2018/202),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,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。女篮方面,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,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。
所以,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,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,未能挽狂澜于既倒,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。
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:中国篮球改革“需要一场大手术,而不是小修小补”,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,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:大手术在哪儿?
可也许更该提出的,是这样一个问题:
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,更像是“小修小补”,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,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,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,能够说了算的吗?
姚明上任一年后,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,“姚李搭档”只存在了一年。
管办分离的改革,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,依然“中途半端”,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,似乎有了争议。
在中国体育圈,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。足管中心早早撤销,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,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。
换句话说,摸石头过河的同时,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,一旦改革效果不好,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。
2017年姚明上任时,总局下发《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》,篮管中心的“业务”职责移交给篮协,舆论一度欢呼这是“脱钩”了。
但时至今日,在重大决策时,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。篮管中心的高层,兼任篮协副主席,既是协助姚明工作,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,可谓“既是副手,也是上级”。
所以,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,并非空穴来风。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,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?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,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,甚至被收回?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。
也许,可以这样理解,姚主席是技术官僚,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,但也仅此而已。
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——国家队成绩——的滑坡,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。
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,但在篮球圈里,根本没人信。
举个例子来说这件事,中国人寿本是姚明个人赞助商,每年代言费几千万,姚明为了给CBA拉赞助,提出让人寿把赞助费直接给联赛,而个人形象让人寿继续使用。单冲这件事,你就知道,姚明干主席,不是为了钱。
不过,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,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,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。
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,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,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。
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,密集推出的时间点,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,而中后期的姚主席,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。
一方面,主抓国家队成绩,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,另一方面,也许抓好国家队,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。反之,则会……
在男篮输给菲律宾,无缘奥运会后,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:“承担责任两种方式,一种是我辞职回家,杭州离上海也近;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(改革)”。
现在看来,当一条路走不通,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,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。
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,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,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?该怎么做?这是更重要的问题。”
说这话时,是男篮兵败之后,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主帅的,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,暗指的就是姚明。
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滨城区大生堂门诊。(李普利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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