滨城区大生堂门诊 姚明是时代背锅侠吗

　　姚明辞去中国篮协主席的传闻在网络热传滨城区大生堂门诊，多方消息源说法不一。

　　对于媒体的问询，中国篮协的工作人员表示“姚主席在单位呢”，而篮协副主席徐济成则回应称：“别听那些，谣言！”

　　但也有消息源披露，姚明的辞呈已被批准，而临时接替他的，将是篮协现任副主席中的一位。

　　众说纷纭，至于事态如何发展，最终还要等官方的口径。

　　姚明从2017年起担任篮协主席，至今已有7年，他上任之初，背负着改革中国篮球的使命，而当时的大环境，确实也是对改革派极为有利的。

　　与姚明出任主席同步，当时另一个人事任命释放出的改革信号也极为浓厚。

　　同在2017年初，李金生接替信兰成，成为篮管中心主任，姚明和李金生同台唱戏，承载着中国篮球体制改革的希望。

　　李金生是科班出身，北京体育学院毕业，长期在篮管中心工作，当过中国男篮领队、竞赛部主任等，被视为篮球改革派的代表。

　　前男篮主帅、名宿蒋兴权曾这样评价李金生：“在篮管中心的干部里，他跟队时间最长，对训练、比赛和队伍管理都很有经验，很内行，我对他很有信心。”

　　姚明出任篮协主席，可以说和李金生的上位有直接关系。那个时候，姚李组合的出现，反映出国家对篮球管理机构改革的决心。在当时，“去行政化”是整体改革方向。

　　过去，中国体育运动项目的行政管理机构（比如各项目的运动管理中心）和项目协会（例如足协、篮协），通常是“两块牌子、一套人马”，管办不分、政事不分。

　　而在2017年前后，改革的大方向是：管办分离，改变行政体育思路，真正放权给各运动协会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。

　　举个例子，同在2017年，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注销（于前一年撤编），足协与总局在“形式上”脱钩，管办分离迈出一大步。

　　当然，至于后来“脱钩不脱离”的名言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　　在姚李上任之初，篮球改革也被认为会朝这个大方向发展，很多人认为，李金生的使命，是带动篮管中心和篮协进行改革，逐步让篮管中心退出历史舞台，让篮协去行政化，真正迈向职业化。

　　而要走好这一步，就需要专业化的人才，比如姚明。

　　在姚主席上任时，李金生说：“篮球专业出身和更好的篮球视野，这些优势都让姚明非常适合中国篮协主席这个职位，他干事很钻研，当篮协主席很合适，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的心愿。”

　　在任上，爱钻研的姚明确实推动了一系列改革措施。

　　比如“双国家队模式”的尝试，努力为年轻教练和球员创造机会和竞争氛围；

　　比如CBA球员合同制度的改革、工资帽制度、股份分红制以及转会制度规范化，试图加速CBA的职业化进程，避免少数球队垄断，促进联赛整体繁荣；

　　比如推动三人篮球发展，推广小篮球项目，让篮球多元化多渠道开花；

　　当然，有时候，姚明的改革措施多少有些理想化。

　　例如体教结合、青训重心转向校园篮球和大学生选秀。可惜，这不光是体育部门的事，还涉及到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更大更深的话题。

　　在上升通道狭窄的当下，当升学就业仍是绝大多数孩子唯一现实选择时，姚明想让篮球和体育成为学生成长和阶层上升的一个途径，难免碰壁。

　　有这样一句话，在时代大势面前，个人的努力有时太过渺小。

　　其实在姚明上任前，中国男篮的滑坡已经开始了。

　　2014年仁川亚运会，中国男篮排名第5，这是1974年以来首次无缘亚运奖牌；2017年男篮亚洲杯，中国队也只拿到第五，是亚洲杯史上第二差的成绩。

　　姚明任期内，男篮两届亚运一金一铜（2018/202），2022年亚洲杯获得第8名，两届奥运会都无缘决赛圈。女篮方面，2022世界杯亚军是一个亮点，但巴黎奥运会铩羽又让人失望。

　　所以，对姚明较为客观的评价，也许是他在大厦将倾之际，未能挽狂澜于既倒，但真的很难责难他是篮球整体滑坡的责任人。

　　姚明上任时有一句名言：中国篮球改革“需要一场大手术，而不是小修小补”，后来男篮屡次兵败时，这话反复被拿出来作为对姚明的嘲讽：大手术在哪儿？

　　可也许更该提出的，是这样一个问题：

　　如果说姚明的那些改革措施，更像是“小修小补”，那么事关篮球管理体制改革的大手术，解决行政管理制度与职业化市场化的核心矛盾，是作为主抓技术性工作的篮协主席，能够说了算的吗？

　　姚明上任一年后，李金生在2018年从篮管中心主任位子上离开，“姚李搭档”只存在了一年。

　　管办分离的改革，在姚明上任七年后的今天，依然“中途半端”，且是否需要继续走下去，似乎有了争议。

　　在中国体育圈，足球和篮球是管办分离职业化的先行者。足管中心早早撤销，但篮管中心等其他项目中心的改革，都采取了保留机构的做法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摸石头过河的同时，也为过不了河退回岸上留了一手，一旦改革效果不好，还可能重回管理中心模式。

　　2017年姚明上任时，总局下发《关于篮球改革试点的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篮管中心的“业务”职责移交给篮协，舆论一度欢呼这是“脱钩”了。

　　但时至今日，在重大决策时，篮协依然要听篮管中心的指导意见。篮管中心的高层，兼任篮协副主席，既是协助姚明工作，也有监督指导的意味，可谓“既是副手，也是上级”。

　　所以，坊间有关姚明有无实权的议论，并非空穴来风。姚明当然有推动改革的权力，但这个权力的授权来源于哪里？当姚明的改革效果不明显时，这个权力是否会被削弱，甚至被收回？这些都是坊间的疑问。

　　也许，可以这样理解，姚主席是技术官僚，在具体技术性业务上拥有话语权，但也仅此而已。

　　随着中国篮球最大KPI——国家队成绩——的滑坡，姚明难免开始遭到质疑。

　　甚至一些自媒体还有了姚明利用职权贪腐的炒作，但在篮球圈里，根本没人信。

　　举个例子来说这件事，中国人寿本是姚明个人赞助商，每年代言费几千万，姚明为了给CBA拉赞助，提出让人寿把赞助费直接给联赛，而个人形象让人寿继续使用。单冲这件事，你就知道，姚明干主席，不是为了钱。

　　不过，即使个人品行并无瑕疵，但国家队成绩的硬伤，难免影响姚明的话语权。

　　因为这是中国体育行政体系中最大的KPI和考核标准，塔基的建设漫长而难以衡量，只有塔尖看得见摸得着。

　　细看姚明的主要改革措施，密集推出的时间点，都是在他担任篮协主席的前期，而中后期的姚主席，给人印象更像是一个男女篮的领队和督导。

　　一方面，主抓国家队成绩，是他后期的指标性工作，另一方面，也许抓好国家队，才能帮他争取到更大话语权。反之，则会……

　　在男篮输给菲律宾，无缘奥运会后，姚明表示自己会承担责任：“承担责任两种方式，一种是我辞职回家，杭州离上海也近；另一种是继续向前推动（改革）”。

　　现在看来，当一条路走不通，或者当他感到无力再向前走时，另一条路也许就是无奈之选了。

　　姚明还说过这样一段话：“我们习惯于把责任找一个名气最大的人来扛，但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，以后谁再来向前推动？该怎么做？这是更重要的问题。”

　　说这话时，是男篮兵败之后，有记者暗示责任不光是主帅的，还应该有位子更高的人来担责，暗指的就是姚明。

　　也只能到这个层面了滨城区大生堂门诊。（李普利）